山雨欲来【上海篇】第三章 “背叛”(1900-1902)

旧历十月的华北秋意沉重,沿河岸边更觉风凉。从河口往天津城去是逆水行船,加上船况不好,走得更尤其缓慢。这船的形制如今看来颇老旧了,舱内狭小逼仄,似乎还散发着一些霉气,我跟穗先生未免闷在舱内起见,此刻就都挤在船尾的一点地方。又因为实在转不开身,只好各向一边,坐定了就尽量不再有任何动作。

船家隔着舱在另一边撑船,既不看我们,更不同我们讲一句话。我们到达河口时,他是那里仅剩的一只泊船,见我们衣着整齐又从海船上下来,大概疑心是东洋人,慌得忙解脱拴船的绳子要跑走。好在是情急之下绳子挂了住,我们方才赶得及上去开口讲话。

他听闻我们不是洋人,是从南边来的,也不是兵,且肯出价钱,终于同意载我们。只是待我们上船后就再没多说过一句话。

 

船往上游行过一程,河道迅速变窄,两岸蒿草长有半人多高,此时大多枯黄,偶然随风而动。河岸边同我前此来时相较,静得异常;但回想一下早些时见到大沽口的情形,也不足为怪了。只是周遭一片死寂,就觉时间过得奇慢,让我不由开始四下张望,盼能多少出点什么动静,好歹搅扰一下此刻的荒寂。

“天随人愿”,正在想时,渡船所经过岸边的一丛枯草果然不寻常地动了一动,跟着就见有一只狗从中钻了出来,嘴里还拽着什么东西。我的目光本来没有别处聚焦,这时下意识地就仔细去辨认它叼了什么,结果在真看清楚时倒后悔起来——它嘴里是一条辫子。辫子后面拖着的不用说是颗人头了,头再往后却没有身子,且估计是死了有些日期,那头贴着地的半边,拖行之下已然露出白骨,而暂时没有蹭掉的半边面孔此时恰巧对着我的方向。

我和头看了一个三目相对,本该就此别过脸去不再看了。但不知怎么,在看清这情景之后,我整个人如被魇住一般,眼光粘在那狗的身上,一路沿着河岸直追向下游去。直到感觉穗先生的手肘从后捣了我一下,我才好像骤然惊醒。

我扭过头去看穗先生,听见他说了句:“还是进舱去。”我想他应该不至于是望见了我这边,推测他那边的风景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我应了一声,没有多问。两个人先携着手臂同时站起来保持船的平衡,继而矮身钻进舱里。进舱后我们各自揭起一边窗帘,让天光透些进来,不过谁也没有再向窗外望一眼,是不约而同地相向坐了。

舱里比船尾稍宽一些,我们错开来坐,都可以把腿伸直。进舱以后就再没有人说话。我从随身的箱子里摸出一本书来摊开,然而其实半晌也没看进去一句,眼前始终是那只狗的影子来来回回地走——我并不是没有见过死人,在此时此地会见到死人想来也全不意外。非要讲的话,大概是那种荒凉、安静和突如其来,把一件本来是存在在概念当中的事情忽然切实地放到了你眼前。

由此再比照着往年我北上天津时沿路所见的一切活泼喧嚷,则刚才眼见的事,至少在近一段时间,我恐怕都很难淡忘了。

 

我们依着船家的意思,在傍晚时分停下来吃过一餐夜饭,到晚又继续赶路,以期半夜能在一处更安全的渡口停泊。我和穗先生整个下午都闷在舱里,直到此刻外头全黑下来,两岸除了草影子什么也都再看不清了,才又钻出舱来,仍在船尾透透气。

河面在这一截比前面稍微宽阔,我们远远地听见上游有船下来,在这个距离上,火光还只是豆大,居然先闻其声,显然吵闹得有些不正常。船家往那个方向看过一眼,而后先是骂了一句,就熄了船头点得灯笼,让我们先进舱里去。我其实没听清他究竟骂的什么,但前后连起来一想这船的方向,又仔细听了那传来的声音,大概也不难猜到那艘船上可能是往下去河口的洋兵。

北边此次一场仗败得可谓极惨,直鲁奉天境内但凡真历过兵燹的地方,如今差不多都还是不法之地。不仅洋兵在此只如闯了空门的强盗,本地原有那些为匪为寇的,一时也尽失了管束。前些时候我还在家里,就在报上看见过登的那些南来避祸的北人说起这边情形,讲那些抢劫的,现都是明火执仗,有些夜里喝得烂醉,出来街上乘兴便放火;像我们这样河上错船,也有被这些人临时起意,随便拦下来抢劫一通甚或打杀了的。也不晓得我们这次运气如何。

声音渐渐近了,笑骂喊叫、乱做一团,听来竟当真是遇上一群醉鬼。穗先生一直扒着舱门的挡帘在向外看的,此时回过头来问我道:“带着枪未?”枪我自然是带着的,且这时早就摸在手上了。然而只是一把手枪。还是我掖在衣箱最底,下船时才侥幸没像穗先生带的那把一样被人搜了去的。凭着这么一样东西,普通匪徒或还可说是不必怕他,可如果遇上的真是兵,他们个个手上的枪都肯定强过我的,若然起了冲突,则大概只有趁乱下水能够逃掉。

我想到这里,觉得应该要跟船家先通个气,以防万一。不意还未动作,就被穗先生在我手上把枪拿了去。我跟着见他从身上摸出一把小刀来,刀尖伸进枪口里狠命刮擦一阵,继而撩开窗帘、双手握枪,对着半天里就是一下。

这一枪非常之响,似乎连船都随着摇晃了。我是亲眼见了他的整个动作,再听这声音知道是枪炸了膛。外头那船上却是不能知道,听这声音大概酒都吓醒了,不一定要猜我们有什么厉害火器。

我明白过来穗先生这下的用意,再听外面,果然一片安静。火光静默里从另一边窗帘透进来又消失,两只船就此相安无事地错过了。

 

直到船家再次点亮灯笼,穗先生才捂着虎口从窗子边上重新坐了下来,顺手把已经报废的枪扔回给我。

“枪是好枪,可惜,就这么用掉了。”他讲话时语气平静,但我们都清楚,眼下这次虽是有惊无险,我们的情况总得来说却是比之前更坏了。按照目前的速度,从此要到天津卫里至少还需得一日天辰光,期间水上路上再要出什么意外,怕都只能空手搏白刃了。

 

幸而我们从此运气不错,后半程路上大致都平安无事。进城时候又碰上一次搜查,倒尽可放心地随他去搜了。

进了天津城内,我们就分途行动。穗先生在他家的会馆只歇了一夜,转天一早就想办法乘上一节洋人运货的火车,先到通州去了,只留下一笺短信,把这边一些琐事交托给我。而我则借住在甬阿哥家在这边的会馆里,头一半天先收来城里近些日期的报纸,翻翻捡捡地看了个大概。第二天方才出门到街上去。

天津城里的情况,对比所来一路上其实都要算好得多。虽然战祸所及,随处可见墙倒屋塌的形状,城内人家避难走得多了,街上也比寻常时候冷清不少;但好歹是有人驻扎管束,日常秩序还都能勉强维持,甚至有胆大的商铺已经收拾起来,恢复开门营业。

我沿大路从英界直走到老城,傍晚时分,在路边遇上几个摊子稀稀拉拉地围着些人观看,走上前去,见最前一个是个卖泥人的。摊主口里吆喝着“新样式”,围观的还有些洋兵在内,我凑前细看时,发现那些泥人里多是金发碧眼、穿着各国军装的,一个个或拿刀或端着枪,表情尽是凶神恶煞得丑陋,全像是地府里新下来的洋鬼。

围看的洋兵或许看得新鲜,也不见恼,不过无论华洋,一律看的多、买的少。摊主满脸无所谓的颜色,一手里顽着两个铜钱,敲打出节奏来,随着这节奏一遍遍唱价钱:大的多少、小的多少,若有愿买上成双成套的,还能便宜……整个情景直有些荒唐。

我在这摊子前面站了一时,不由想起这座城的正主来,觉得这事情倒很合他亲自来做——横竖在他那里,这世上也怕没有什么物事是绝开不得玩笑的。

凡事从不肯认真到十分,这原本是我最厌烦他的地方。

 

我在众泥人里挑了两个绝丑的买下来,一个收进自己衣箱里,另一个则同些点心一并带给了天津。给他的那个,后来我还在他算卦铺面的书架上见过一回,张牙舞爪地向着身前许多的茶叶罐子。

 

实话讲来,那天同天津见面的整个情形,除了最开始他生气要赶人的那部分之外,往后则全都出乎我的意料。

北行之前,我同他们几个东南省府会在武昌,讲说此次决议南北分途,往后的局面恐怕要搞得很难看。论到停战以后,则两边要怎样再收拾到一处,更没有人当这是件容易的事。

那时我们谁也都还没有在打仗前后往北面走过,所以连我在内,大家觉得最为难之处,都是这拆伙分家的话如何可以讲得不必那么难听。毕竟“你们开仗时不曾想过我们活路,我们讲和时也就听凭你们去死。大家你不仁我不义,谁也不必怨谁”的这种话,真要面对面来讲,恐怕还没有人真能讲得出来。

直到后面听闻联军占了京津以后,在北地一时定不下计较,下一步或许会要退兵。我们新的想法方才也随之渐渐转动起来。

然而别立新都、再从洋人手里由天津收北直的话,某种意义上,又比各走各路还要更难开口。众人议论到此,齐齐地都静默下来。

最先开口的是汉口,他家里新近趁乱起事而不成功①,心烦气闷,燥得无陶成,说话时手指头“嗒嗒嗒”不住敲着座椅扶手:“这有什么不好说,就实话实说嘛。你哥屋里头皇帝跑了,罩不住你了;你现在被揍成这个X相,你也罩不住他。这后头就是两样,要不然跟着我们,要不然跟洋鬼子,你自己看到办。”

他这话讲完,满屋的人都瞪着他,显然没有一个赞许。九江就坐在他旁边,这时最先反应过来,抿了嘴要笑不笑地接道:“你要真是这样讲了,津哥儿怕是要打人。”汉口摆一摆手,指着茶几上的报纸道:“冇得事。让他打。反正他现在肯定打不过我。”

这话讲出来,上手的武昌咳了一声,斜眼瞪着汉口,却是向穗先生道:“他最近家里搞得一抹糊,不然天津就不去了吧。”

穗先生连忙接下话来,说:“都好。”不过因着同去天津的事原是他提的,这时大概怕汉口不好想,转向我时还是说,“天津那边你去讲吧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,措辞上你再斟酌一下。”

 

最后我当然并没有被打,不过到达天津以后,能够讲出来的话也早已经不是汉口、或者我们本来的那个意思了。

那天我在他们禁闭天津的房间里一直坐到后半夜。月挂中天,他本人则已经睡得很熟,或许还是有些害冷的缘故,一直在不自觉地往我怀里钻。我倒没有感觉到冷,不过记起自己之前喝下这药粉的那天晚上,也是在梦中凑到了灶台边上去的,人就往下缩一缩,把我们两个团得紧一些。他睡时脸面向内,气息此时不住喷在我衬衣口袋的位置,那里还放着他躺下之前转移过来的两枚玉兰花苞。

我始终没有一丝困意,脑中想着早先没能讲得出来的那些意思:

若然此次的结果当真是南北分途,那说到底我们同他们——同那个我们心怀愤懑的朝廷之间——又有什么分别呢?

 

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当晚的突发奇想,甚至也绝不会只有我一个想过。只是那答案先前常常被意气遮蔽,得不到甘心承认,直到那天晚上,我看着熟睡中的天津,一切至少在我这里,终于分明起来。

之前我一向以为,开埠以来的生意变得尤其复杂而可恶,是因为那些条约把政事掺杂进生意里的缘故。所以后头无论学习同洋人交道也好,跟着搭股办厂也罢,总归刻意回避着官场上的陈规旧人,一心只想尽量不同它们牵上关系。仿佛避开了它们,世界就得清净。

现在想来,这办法其实浅见且不得要领。确实,一开始时躲开来也真有效果的,只到后来就愈来愈难如愿,每每一时避开一寸,让出位来,它们过后发现了,就侵进一尺。长此以往,终归需有一日会是我再无可退,甚至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做得了。故此为图彻底清净,到底该应是反过来,把它们打退了,才能为自己走出路来。

说到底生意是避不开政事的。大家一片地上讨生活,再避能避到哪里去?更何况,我们原先的生意里头本来也处处受限制的,不过从前是被限得惯了,只当是该如此的,觉察不到它。如今方法变换一套,我们又眼见了别人家里情况大不一样,才终于觉察出来。原来政事掺进生意里,全天下莫不如是,不过我们这里惯是由着政事来限制生意的,就不曾想到还能颠倒过来,为生意而定规矩。

 

而此次原打算丢开北边的想法实是一样道理。且不说根本不可能丢的开,就是当真勉强丢开,后事也定归不会如愿以偿。

正道理该是由我们来引他们同路。

这事情从前我们不曾特意为之,但也未必就不能成功。至少,我看着天津,想:他今天喝下这药时,是晓得自己不会死的。

 

于是,我从天津回家之后,几乎即刻就全副身心地投进组商会的事情里头去了。这一众末业里头的人,攒起来想对那原本第一等士人操持的事业指手画脚、阻拦建议,原是没有先例的。前几年维新议动之时,曾有一个令下来,不过还没待真的怎样办法,又废止了。

所以这事最后是从各行各乡的会馆里头做起来的,又参借洋人的办法,把原来条规里合用的改定,不合用的重定,勉强先成个样子。至于未来究竟能派得多大用场,则谁也不敢就写包票。

好在眼前立刻要做的事情里,倒有不少是清爽的。其中顶要紧的一样,就是恢复同北边的生意。

 

商会组起来时,仗已经打停了一年不止,新约也已换过了。然而具体在些接战的地方,洋人究竟将要如何,却还一直没有最后定计。以致海路港口上许多事总也不能恢复如常。譬如退还天津的事,就是屡谈而不妥的。归因起来,倒在洋人自己。

驻在北面当地的长官,确然都知道长驻的麻烦,欢喜是拿了钱早退的好;但本国隔着重洋,那些议会、朝廷里的大人们,却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,想是已然占住了的地方,管也管了许多时日,如何偏要说是管不了的,非要退还回去不可?或又疑心这些远征的将军们是办事不力,找借口塞责,就迟迟不肯同意。两厢吵下来,到此都已经有些不耐烦。我这些年做生意,当中有些认识的人此刻在北边跑的,暗地里都有怨言,私下也骂了不止一回。

商会组起来以后,大家碰面一讲,很快发觉此事知情的人不少,立刻就商量起来。有一些说是干脆以商会的名义建言,劝洋人早退;有些则以为不妥,不如大家募一些钱,算是襄助朝廷的赎款,嘴上还是不要多说……最后定下计来,是个折衷办法:劝信写出来,只私下递给早有退意的本地长官,募出钱来也不做赎款,不过襄助北面也组起商会来。一切从长计议。

 

劝信辗转递出当日,我大概有些喜形于色。到晚跟甬阿哥同吃夜饭,他盯着我好一阵皱眉。宁波帮如今在上海本领很大,商会的事情他也不少参加,因此我本来虽然半个字也未提到劝信,他却单从我脸面上就看得出来龙去脉。当下清了清嗓子,就是一头凉水泼下来:

“做的一点点事情,效果都还不曾见②,自家先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甬阿哥为商会的事不少出力气,满心希望这事能够长久,他有一套生意经,觉得凡事要做长就不能太顶风,所以对于我们一上来就赶着做这样风头上的事,就总以为不妥当。

我心里本来很信他这套,如今参进这些事里,实是认为当作之事、不算顶风,但这话讲来也不是一两句,我于是盘算着怎样讲,没有就接,结果听他那边继续道:“那些报纸也不好,讲起话来很不负责。天天讲你什么‘中华社会之中心’、什么‘远东第一城’……一捧么捧到天上。你自家听见还相信,以为自己啥事情都做得来了。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,起手多么高,一点也不晓得当心。”

听见话题从劝信上走开来,我也就不再想着解释了,只抢在他讲出“阿拉做生意的人……”这种长篇宏论起首句的后头,赶紧夹进他碗里一整条鱼。

 

甬阿哥的担心其实很容易懂,劝信将派几分用场,我当时也确实一点不晓得。可能有些道理,以我当时明白的程度,并不能一五一十地讲清,但那种以为它正确且为它高兴的心情却又是藏不住的。

我还记得自己很久以前跟着松阿哥去苏阿姐家看戏,彼时昆剧正是当红,很多名伶都是苏阿姐家唱出来的。我那时看完了戏,也不知是怎么想的,很败兴致地问苏阿姐:“阿姐家里是状元府,书读的多么好,怎么在这末等的行当里头,却也有人要争先呢?”

苏阿姐被问得愣住,后来也只讲出一句“凡事总要有人做的呀”,现在想来,她当时所想,可能就跟我此时差不很多……

而如今末等的商人们将要聚起来问政,至少说明当年我那问题的正解,现已是人所共明的了。

 

注释:

*本章推荐配合天津篇第八章食用,风味更佳。

①指自立军起义。

②总商会递给联军的信其实十分委婉,主要设身处地地讲了讲在中国常驻其实对他们如何如何不利。联军受到信当时的反应是“关你X事”和“就你话多”,但后来有资料显示他们打回去给本国的报告里所找的理由,很多都直接采用了总商会信里的说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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